《史记》的传播
司马迁创作的《史记》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,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。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,也开始于这个时候。据现知材料考证,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《史记》的,是东汉桓帝时写的《东海庙碑》。在这以前,《史记》都称为《太史公书》、《太史公记》或简称《太史公》。
《史记》有两部,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(宫廷);副本在家中。在汉宣帝时期,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,但是篇幅流传不多,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。
《史记》成书后,由于它“是非颇谬于圣人,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,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,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,此其所蔽也。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,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。因此,在两汉时,《史记》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“谤书”,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,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。
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《太史公书》,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《太史公书》也遭到拒绝。因为《史记》中有大量宫廷秘事,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,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。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,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,到班固父子时,宣称缺少了十篇,班固家被皇室赐予《太史公书》副本,其中也少了十篇。
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《史记》。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云,杨终“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为十余万言”。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《史记》,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。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《史记》,在汉以后即失传,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《史记》。
汉晋时期对《史记》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,西汉刘向、扬雄“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”。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西晋华峤也说:“迁文直而事核。”(《后汉书·班彪传论》。据李贤注,此句为“华峤之辞”。)在晋代,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《史记》。张辅说:“迁之著述,辞约而事举,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。”(《晋书·张辅传》)这些评价虽然不错,但在今天看来,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《史记》的特殊地位,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《史记》一家。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,“时人称其善叙事,有良史之才。”(《晋书·陈寿传》)南朝刘勰说“陈寿三志,文质辨恰。”(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)华峤所撰《后汉书》在西晋也颇受好评,时人以为“峤文质事核,有迁固之规,实录之风”。(《晋书·华峤传》)至于说到简约,那也不是《史记》独有的,如“孙盛《阳秋》,以约举为能”,(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)干宝《晋纪》,“其书简略,直而能婉,咸称良史”。(《晋书·干宝传》)总之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人们并没有把《史记》看得很特殊。
唐朝时,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,文人们对《史记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,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、柳宗元等都对《史记》特别推崇。
宋元之后,欧阳修、郑樵、洪迈、王应麟各家,以及明朝的公安派、清朝的桐城派,都十分赞赏《史记》的文笔。于是《史记》的声望与日俱增,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《史记》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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